在拥有世界上最多流动劳动大军的中国，习以为常的“农民工”称谓正在逐渐被“新市民”所代替。

　　已在浙江嘉兴工作三年的山东人李昭军去年告别了在中国已经实行了２０多年的“暂住证”，取而代之的是“居住证”。这本新证，让李昭军可以享受免费的就业培训，和本地居民一样参加社会保险，免费获得艾滋病等特定传染性疾病的检查和治疗，以及在街道和镇计生服务站享受免费计生服务。而这些服务在原来“暂住证”时代是没有的。

　　更让李昭军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可以和当地孩子一样，在嘉兴免费上学，而不需要回原籍，忍受常年的分离。

　　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目前中国浙江、广东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广这一制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务工者的意义完全不同，持“暂住证”时务工者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居住证”则像绿卡，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各种服务。

　　由于制造业蓬勃发展，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人工荒”，供求关系的改变让“农民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力，农民工的地位迅速提高。

　　在浙江绍兴工作多年的湖南籍务工者黄荣宝说，现在找工作完全不同了，以前老板挑三拣四，现在不一样，轮到我们挑三拣四，先问老板宿舍有没有卫生间，如果没有，那你应该扭头就走；如果有，那应该再问有没有电扇，如果你有好的技术，甚至要求企业给你的宿舍装空调。

　　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务工者住上了公寓。拥有１０００多万农民工的江苏省，在农民工集中的苏州、无锡等地，已建起了一批供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安居工程”。苏州有７０％以上的农民工住在政府花钱盖的公寓，无锡市投资１０亿元兴建了５２００多个农民工集中居住区（点），集中居住的农民工达５０％。

　　江苏省一项对３０００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７０％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享受了“市民待遇”，７５％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提高。

　　据上海市总工会统计，目前上海的从业人员超过８００多万人，其中农民工超过４００万。上海市总工会从２００４年起加快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工作。到目前１００多万名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约占农民工的１／４。

　　在中国，过去许多人把农民工叫做“打工仔”、“外来妹”，但现在更多的人称农民工为“杭州新市民”、“新绍兴人”等。与此同时，许多过去的农民工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现年２９岁的李时梅是中国鞋业龙头企业温州康奈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同时她也是温州市鹿城区的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使得她能够在当地参政议政。

　　“我原来工作的地方治安很差，去年我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加强社会治安，没想到当地政府马上有了反应，一个月后街上随时可以看见巡逻的警察，我下班再也不需要老公护送了，我没想到外来务工者也能拥有这样的力量。”李时梅笑着说。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从“农民工”到“新市民”，这不光是称谓的改变，而是社会态度的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两方面，现在从称谓上有了改变，农民工从最初被排斥、被歧视，到现在逐步被认可、被接纳，并融入当地社会。